法海寺文保所的工作人员急切地说，请《中国社会科学报》帮我们呼吁一下，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的梵文专家们能够帮助我们释读大钟内外的梵文。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张保胜是梵文文物研究专家，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曾称他为“我国目前在佛教梵文文物方面少有的专家”。
10月19日，记者到他家中拜访时，张保胜给记者看了他的一部已经基本完成、正待出版的书稿，内容是他对全国各地出土或发现的若干梵文文物研究的论文合集。记者心念一动，决定动身寻访北京地区元明清三代梵文物质遗存。记者的目标不是北京各大博物馆有梵文铭文的馆藏文物，而是走向“田野”，实地寻访散布在北京各区县的石刻、佛塔、经幢、铜钟上的梵文。
告别张保胜教授，10月20日—11月3日，记者转城区、上密云、赴昌平、走延庆，在北京最美的深秋时节寻访元明清三代梵文物质遗存。
塞外深山寻番字
番字牌村距密云县城约60多公里，以村中神秘的三体番字石刻而得名。记者查阅学术期刊数据库后发现，多年来虽然偶有游客至此，但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已故的藏学学者黄颢1987年在实地考察后写过一篇考证的论文，然而记者心头仍不免有些疑问，20多年过去了，黄颢先生文章的描述还准确吗？
出密云县城，沿密云水库西岸行车，再逆白马关河蜿蜒前行，关河幽咽，块冰初结，芦荻丛生，一片片白色的芦花随风飘拂，非常美丽。两边的山顶和山脊上，偶见长城城垛和残留的城墙。北京城区尚是秋末，这里已是初冬时节。过了白马关，就算是出长城到塞外了。
从番字牌下车，记者遇到村民孙兆兰老汉。孙老汉今年66岁，听说记者来看“番字”，带记者走到村口“梵字千古”牌楼旁边的小庙。走进小庙，一座小石山如云母屏风展开在面前。石山为片麻岩结构，在天然石壁上刻满了奇怪的符号。黄颢当年的文章没有照片，全是勾描的图形，记者按图索骥，逐一找到了梵文、藏文和畏兀儿文（回鹘式蒙古文）三种文字，一共有约二十组，单个字大的有四五十厘米、小的有二三十厘米。梵文和藏文的内容都是藏传佛教中非常常见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单个六字真言并不鲜见，但是若干组梵文、藏文六字真言刻在这塞外深山之中的石壁上，显得非常神秘。据黄颢考证，这应当是元代石刻，很可能为驻扎在附近军事要塞的蒙古军队和藏族喇嘛所为。村北大山上有达子坟（鞑子坟）一座，记者登临其上，一无所获，只是地上偶有瓦片等构件，可见当年山上似乎有地面建筑。记者用手机上网查询在线地图，发现附近有村落叫“喇嘛栅子”，向村民询问，都说离此不远，但无人知道该村何以得名。
孙老汉告诉记者，小时候番字石刻比现在多多了，剩下的大概只有二分之一，破坏最多的时候是“文革”时期，被有的单位修屋时拆去打地基或者砌墙壁了。“文革”以前，县里曾经派人来拓片，据说送到城里给中科院鉴定。
关于番字，村里有许多荒诞的传说，有人说，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出番字，会听见石山这边叮叮当当凿击的声音。有人说，这些番字是印上去的，揭开岩石的外层，下面一层还是一样的番字。
有记载称在村里西山山根还有一个“十相自在图”的石刻。所谓十相自在图是由七个兰札体梵字堆写成时轮金刚咒，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很常见。记者询问了一些村民，大都只知道村口的番字石刻或者只是听说过西山某个石喇子上有番字，但是不能确定位置。在村尾，记者遇到正在晒冬日暖阳的连登甲老人，老人79岁，听说记者在寻找另一处番字，自告奋勇带记者来到西山，两人手脚并用，连攀带爬，来到一堆乱石前，在其中一块较为平整的石头上刻着复杂的大番字——十相自在图。该图大致应该是朝向南方的，与北海白塔南面的十相自在图相同，不知道这一布局是否有讲究。
镇国之宝永乐大钟上的五千梵文
北京北三环路北的大钟寺本名觉生寺，自从永乐大钟从万寿寺移入，俗称“大钟寺”。记者入寺，直奔大钟楼前，虽然经常路过大钟寺，却是第一次走到跟前观看这个庞然大物。永乐大钟高5.6米，口径3.3米，重46吨，为全国铜钟之最。然而永乐大钟引起记者兴趣的是钟体上的梵文铭文。据统计，大钟上汉文和梵文经咒共有23万字，其中梵文竟达5000余字。
张保胜经过多年研究，撰写了《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一书，季羡林先生称他的这项工作为“近600年的佛钟铭文第一次得以解读”。据张保胜向记者介绍，大钟铭文分为三种，第一种为种子字，象征佛菩萨和佛教教义的文字符号，是经义的高度浓缩；第二种为陀罗尼，即咒或真言；第三种为曼荼罗。据他统计，大钟计有咒语145道，曼荼罗7幅，咒牌4幅，种子字77个。
永乐大钟梵文铭文主要刻在钟体上部，分布在悬挂结构、钟顶外壁、钟顶内壁、钟口唇边、钟裙内壁荷叶边等处。记者沿着大钟观察，因为钟太大，根本无法看清楚钟的上半截，也看不到钟的内壁，因此，站在钟前，满眼都是汉文的经文和咒语。记者只在钟裙外壁东西两侧各发现两个种子字，可以说站在永乐大钟前，一般人只能看清楚这四个种子字。记者查阅张保胜的《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并没有单独对这四个种子字进行释读，大概因为是简单易解之故。记者自己仔细比对，认为这应该是四大天王种子字，在曼荼罗上非常常见。
张保胜说，兰扎体梵文的书写是藏密僧人的“专利”，汉人不通此道。但精通书写未必等于精通梵文，藏僧在梵文书写上也常常发生错误，包括永乐大钟铭文也出现不少错误。
永乐大钟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营建的一大工程，观钟者只要想到在这个明成祖的威严堂皇的镇国之宝上，从钟顶自上而下布置着五千梵文，恐怕很难不感到惊讶。张保胜更进一步介绍道，“整个永乐大钟就是一尊都会曼荼罗——密宗所想象的以本尊毗卢遮那佛所化现的宇宙图——须弥山。”记者仰观这个巨大的都会曼荼罗，颇感震撼。
法海寺梵钟呼唤解谜者
告别永乐大钟，记者又来到石景山区模式口内的法海寺。法海寺建于明代正统年间，其整体建筑布局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初建时就有三位开山喇嘛驻寺。
在法海寺第二展室内陈列着法海寺梵钟，该钟铸成于明正统十二年。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梵钟”，是佛寺铜钟的通称，并非特指刻有梵文的铜钟。
现调到石景山文物保护所工作的苗天娥曾在法海寺文保所工作多年，对这口梵钟情有独钟，曾对该钟做过仔细观察和考证。苗天娥向记者介绍说，法海寺梵钟钟体外壁外侧有梵文经咒1500字，其间夹铸有汉文题名25组，钟体内壁有梵文经咒2070字，也铸有汉文题名25组。在这些汉文题名中有许多是纯粹藏传佛教尊奉的诸佛和金刚。此外，大雄宝殿藻井周围的231块曼荼罗天花板，皆有梵文种子字，也非常重要。
然而法海寺梵钟的梵文还没有被完全具体地释读清楚。法海寺文保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几天石景山区的领导正好来寺参观，问及梵文的具体意思，结果大家都答不上来。因此他急切地对记者说：“请你们《中国社会科学报》帮我们呼吁一下，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的梵文专家们能够帮助我们释读大钟内外的梵文。”
珍贵的陀罗尼梵文经幢
经幢为刻有佛教经文咒语的石柱，常刻的内容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经咒。
法海寺梵钟外的走廊上就立有一个明代正统年间的八棱陀罗尼经幢，刻有梵文、汉文经咒若干。
记者在法源寺拜访法映长老时，在长老指点下，于法源寺天王殿外西南角找到一块八棱梵文经幢。根据现在的摆放方位，该幢的八面中，正东面全为汉文题记，落款时间为“大明弘治四年”；东面为梵文和汉文混杂，似某女为其父母建此经幢，落款时间为“天会丑年”，查天会为金代年号；其他六面则全为悉昙体梵文咒语。也许该幢于金代建成后，明代曾经补刻，具体情况还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研究。
据介绍，北京通州区曾发现有元代梵文经幢两个，但是所在地址不详，可能已经转入文物库房保存。
当然，北京地区也曾发现有元代以前的梵文经幢，记者就此请教考古学家，北京文物研究所的于璞告诉记者，在房山区云居寺和大兴区康庄都曾出土有辽金时代的梵文陀罗尼经幢，不过对记者而言，这属于另一项任务了。
世界文化遗产云台
居庸关云台位于昌平区居庸关长城景区内。记者进入居庸关，直奔主题——云台。云台原为元代过街喇嘛塔，叠经世变，才成为今天的面貌。后世因望其如在云端，改称“云台”。云台券洞两壁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如来心陀罗尼等经咒，使用了兰扎体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汉文六种字体。居庸关已经被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而云台堪称镇关之宝，梵文等六体文字则是云台成为镇关之宝的关键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来启动特殊学科“绝学”建设项目，在云台就能看到三种列入“绝学”的文字——梵文、八思巴文和西夏文。站在云台前，记者虽不“识字”，几近文盲，但根据字形辨别，可以看到梵文咒语都刻在两壁顶部，居于所有文字之上。
从居庸关出来，记者前往寻找弹琴峡元代梵文石刻。在当地“的姐”贺梅的帮助下，记者才在延庆县弹琴峡隧道北出口下找到这处石刻，其内容为六字真言。同样的，在旁边还有藏文、蒙文六字真言石刻。弹琴峡梵文石刻虽然不起眼，但是它位于当年元大都到漠北的交通要道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宝塔梵迹
五塔寺本名真觉寺，位于海淀区长河北岸。寺中金刚宝座塔建于明代永乐年间，形制严整，气势雄厚，须弥座上刻有大量梵文咒语，字体非常丰腴可爱。据黄颢当年研究，梵文上一行为藏文，共四十四句颂词、三百九十六字，完整绕塔一周。
妙应寺白塔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大街路北，听说塔刹垂挂的铜制华蔓有梵文图案，但是由于白塔太大，记者走在塔下也无法看清塔刹。白塔寺慧捷居士告诉记者，唐山大地震后维修塔刹时发现过非常重要的梵文文物，但平时并不展出，去年在寺内举办白塔设计者“阿尼哥画传展”时曾经展出过一次。
另一座白塔位于西城区北海公园琼岛，塔身正面朝南的眼光门内为十相自在图，只要乘车路过北海南门都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梵文咒图，成为人们身边见怪不怪的图景。
汉藏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记者走了一圈，回到起点，再次走入梵文专家张保胜家的客厅，只是这次头脑里充满了各种梵文图像。记者向张保胜讲述了此次寻访的一些粗浅感受，得到张先生的肯定和鼓励。
在寻访的过程中，记者深感北京地区梵文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其一，这些梵文文物遗存数量不少，文物类型众多，反映出北京地区佛教文化的一些物质层面和精神面貌。
除了永乐大钟、法海寺梵钟等文物梵文铭文众多，释读工作较为繁难，其他物质遗存的梵文文字大多为六字真言等一类的常见咒语，需要做的释读工作不多，更多的研究工作应该是结合历史文献等其他材料，分析其历史文化意义。
其二，这些梵文遗存所在文物的级别非常高，大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仔细分析，我们认为梵文增加了这些文物的文化内涵，应该是并不为过的，显然，我们已经不能想象缺少了梵文的云台、白塔、永乐大钟、法海寺梵钟、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和雍和宫会是什么样的。
其三，也是更重要的，这些梵文大都是藏密僧众主持制作的，属于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重要物质遗存。而且可以看到，这些梵文石刻从番字牌、居庸关云台到弹琴峡摩崖石刻、五塔寺须弥座等，常常是既刻有梵文也刻有藏文，反映出藏族在北京的文化活动。
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记者既意外又激动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舒乙从去年7月以来，发表了“十五块京城有藏字的石碑”等多篇文章，在全国乃至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10月的最后一天，记者辗转找到舒乙先生。
舒乙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北京城区寻访总计发现了十五块有藏文的石碑，均为藏文与汉文、蒙文、满文并立，对于这一发现的意义，舒乙说道，“根本不用说什么话，只需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到这批石碑面前，让他们自己看，他们立刻就会明白，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说明：藏族人民早就和祖国各族人民是一家人，西藏地区早就是祖国的一块重要版图，要不然，中国皇帝的每一篇重要文章或者题词，怎么都会有藏文的译文，怎么都会频频刻凿在首都北京最重要的石碑上。”
记者的此次寻访与舒乙先生的工作虽然不同，但亦相关。可以说，北京地区元明清三代梵文物质遗存是汉藏民族在首都地区共同创造的瑰宝，是中华各民族交流共融和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见证。